（本地）《我心归处是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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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我和老彭是大学同学，老彭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部长”。当时男同学住大斋36，女同学住大斋27。男女生交流较少。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白头发，我心想这个人为什么年纪轻轻就有这么多白头发。他和我们班的学生关系很好，因为他认真负责，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热心真诚，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老彭格外照顾我，但我谈恋爱很慢。大概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图书馆，发现已经没有座位了，就看到老彭在向我招手。原来他给我留了个座位。之后经常是他先到，他占座位，留给我。但是他话不多，我也不多。

大学四年级的暑假，姐姐悄悄告诉我，是家里给我选了一个人。我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因为不想，我跟父母解释说我已经暗恋了。他出生在农村，是我在北大的同学。我之所以要告诉父母，是不想让父母控制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从来没说过我爱你你也爱我。我们打算沿着未命名的湖散步。毕业前，我们一起在未名湖畔合影。毕业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当时我们觉得去敦煌呆一段时间就好了。反正三四年后学校可以派人去敦煌顶替我，然后我们还可以去武汉。北大分手的时候，我对他说:“快了，三四年了。”老彭说:“我在等你。”没人想到这是十九年。

分开期间，我们每个月都通信。因为我字写得硬，老彭的同事以为信是男同学写的。他们不知道他有女朋友，热情地把他介绍给她。

老彭去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时候，武大当时没有考古学专业，只有历史专业。1976年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后，招收了考古专业第一届工农兵。老彭是领

导游兼考古教研室主任，主要负责教学，讲夏商周考古，带学生出去考古实习。他在武汉大学白手起家，创办了考古专业和第一批教师。

1964年秋，我在张掖某公社当社会教师，老彭所在的武汉大学也当过社会教师。社会教育工作持续了快九个月，之后我回上海探亲。

1965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我。那是我们毕业后第一次见面。常书鸿老师很重视，打着武汉大学要教授的旗号，借车去接老彭。老彭的同事这时才知道，敦煌的那个同学是个飞人。同事也很关心我，说结婚前让老彭住他们家。常书鸿和敦煌研究院的几位老先生对老彭很好。当年，我带他去敦煌看了很多山洞。从考古到艺术，我们都无话不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没有人敢轻易触碰我们的未来。两个人相隔千里，以后每天都要承受分离的痛苦吗？生病了怎么办？需要陪伴怎么办？有了孩子怎么办？许多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在这极度的幸福和失落中，我们两人一起度过了八个美好的日子。老彭走的快，我带他去爬鸣沙山，我们在山上拍了照。

他回武汉，我去送他。老彭拉着我的手，温柔地对我说，“我等你……”我哭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我一直怔怔地看着车开走，前面是他的路，后面是我的路。虽然他说了“我在等你”，把他的意图说得很清楚，但我的心并没有因此而好受一些，仿佛有什么东西卡在了我的喉咙里。这是我所期待的，也是我所不能承受，不能给予回报的。

1966年，动乱开始了。1967年1月，我串联去北京，看望了他的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对我说:“范晓，你们俩该结婚了。”就这样，在哥哥嫂子的安排下，我去了武汉找老彭。

老彭原定在武昌火车站接我。结果到了车站，我左等右等，没看到他。心里觉得很害怕，担心他出了什么事，觉得不能再等了，决定自己走去武大。从大东门到武汉大学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了上面写着“武汉大学”的牌楼。进了校门，一路打听才找到老彭湖五号宿舍。结果，他不在那里。原来他在火车站接了我。我们走错了。我在宿舍门口等他。南方没有暖气，冷得发抖。老彭汗流浃背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委屈。进屋后发现外面和外面一样冷，就钻进被窝拿着热水杯，一边生气一边发抖。他一直安慰我，说要去火车站接我，没接到，很着急。

当时武大的年轻老师是两个人一个宿舍，和老彭合租的同事当晚就把房间让出来给我们做了新房子。婚礼要买的新床单和新被子都是老彭安排的。武大的同事也给了我们毛主席语录和杯子当结婚礼物。我们买了糖果、茶和香烟来招待同事。

那是1967年1月15日，我们结婚了。

老彭很单纯，学习的时候没有像样的衣服。我给他准备了一双华达呢做的皮鞋和裤子，他穿上了我在婚礼那天为他准备的衣服。后来我来上海，特意请裁缝给他做了一件中式小棉袄。直到病逝，他都珍藏着这件小棉袄。婚礼当天，我没怎么打扮，只是穿着北京灯芯绒领带的棉鞋，蓝色的裤子，外套上套着一件丝绸棉袄。棉花有点露，我插个插头缝上。棉袄外面，罩着一件灰布红点白点的罩衫。这件衬衫也旧了。我洗了它，它将是新娘的衣服。

结婚没几天，就和老彭回上海了。这是我第一次带老彭回家。当时上海一家已经被接管，我爸妈和两个弟弟被赶到外地住，一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我和老彭不知情的下了船，去了父母住的虹口武进路的家。我们刚上楼，看见父母卧室里有灯。在我们进门之前，我们听到里面有声音。我们透过门缝看到屋里全是红卫兵。我惊出一身冷汗，蹑手蹑脚下楼，带着老彭直奔二姐家。因为二姐家不远，直到遇到她二姐才知道我家被抄了。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在二姐家过夜。

第二天，我带老彭去见父母。当我的家人看到我们刚刚结婚时，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父亲听我叫“老彭”，也叫他“老彭”。后来我想，还好，我带老彭回上海的时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父亲。我妈想按照上海的老习惯给我一床被子。我说带被子坐火车太不方便了。被子虽然做好了，但我没有拿。离家的时候给妈妈留了50块钱，因为家里抄的东西几乎没有。

结婚后经常和老彭通信，感觉他对我很照顾，很体贴，是个可靠又有爱心的老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