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新时代我国地方治理的新进展郁建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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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的基石。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地方治理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正在深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是中国民族制度和国家治理制度的显著优势之一。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在全国各地得到了贯彻。在地方治理实践中，“只进一门”、“最多跑一次”等改革从方案命名上改变了过去以政府为中心的特点，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在实施过程中，这些项目侧重于了解服务需求、设计服务内容、优化服务供应和提高人们的满意度。许多地方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融入政府评价体系，从满足群众需求的角度评价政府部门的有效性，引导政府行为逻辑的转变。在社会治理领域，新时期继承和发展“乔峰经验”的改革和信访“最多办一个地方”也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可以说，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地方治理行为的终极方向，从而有效改变了以往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治理逻辑。

多治理主体更加合作。地方治理不同于地方政府管理。地方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甚至市场主体。十八大以来，面对日益复杂的地方治理形势，政府以外的治理主体开始更多地融入地方治理实践，成为地方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进一步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构建。源于浙江省桐乡市的“自治、法治、德治一体化”改革或类似改革，如重庆推出的“学人讲堂”、兰州推出的“市民城管”等。，将地方治理中的各方整合到一个正式的制度平台中，让来自政府外部的治理智慧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努力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在生态环境领域，“民用水系”等改革项目使许多热心环保的人实质性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成为监督排污、规范企业行为的共同主体。在行政改革领域，政府通过优化在线服务平台、开发移动客户端、推广微信微信官方账号等方式，有效拓宽了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沟通渠道，使政府以外的治理实体能够共同设计、共同评估、共同完善行政服务。

地方政府更加一体化。近年来，“配送服务”改革的深化迫使地方政府进行流程再造，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环节，寻找和解决部门协调中的“阻滞点”，使政府内部运作更加有序，整体政府的特征逐渐显现。以“最多运行一次”改革为例，浙江省将行政服务大厅的服务窗口改为“无差别受理窗口”，企业和群众可以在任何窗口办理所有行政服务。参与这些事务的各个部门的职能由政府协调。对于企业和群众来说，只需要和一个“政府”打交道，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一个个“走访”政府部门。内部协调的改善也反映在城市治理和公共卫生等其他领域。比如，北京开展的“街镇告状，部门举报”改革，通过赋予乡镇和街道更多的权力和更系统的权责划分机制，有效解决了“能管的你管不了，能管的你看不到”的问题。比如县域医疗社区建设正在各地开展。通过推进一体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减少供需不对称，降低医疗服务成本，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地方创新更有序。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属地治理的需要进行创新，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机制。十八大以来，高层政府部分接受了改革创新的权威，同时允许地方政府提前请示申请创新，加大了对创新方案的外部监督和控制，规范了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更好地协调了地方创新的方向和任务。而且，通过鼓励“请示授权”的创新，高层政府也使得创新方案得到越来越充分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创新方案的科学性，降低了创新失败的风险。高层政府通过上下互动将地方治理创新的形式制度化，进一步保证了地方治理创新的合规性。与此同时，为了消除地方政府或其他治理主体为规避风险而停止创新的担忧，许多政府引入了容错和豁免机制或类似的改革创新体系，以鼓励地方治理主体有序进行地方创新。

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地方治理的重要工具。这是当代中国地方治理最明显的变化，也是中国经验引领全球地方治理实践的关键领域。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互联网+政府服务”的新要求，拉开了数字技术与公共治理深度融合的序幕。2016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2020年底前，实现互联网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构建覆盖全国、部门协同、省协同、一网通的整体联动。“互联网+政务”系统极大地提高了政务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使政务服务更加智能化，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信息通信技术、大数据、互联网等成为地方治理的关键词。各地开展的“分拨服”改革提出了“数据运行”要取代“群众运行”，打破信息孤岛，促进政府信息互联互通，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人民需求的实时反馈和各种治理问题的有效识别。自2016年以来，全国许多地方都建立了大数据管理机构或类似机构，以协调公共数据，促进技术和治理的整合。在一些地区，在第三方组织的技术支持下，建立了“城市大脑”等智能治理平台，以协助政府和其他主体进行公共治理。以杭州“城市大脑”为例，通过引入城市交通大数据，“城市大脑”实现了交通信号系统的智能控制，城市道路的交通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事实上，上面讨论的许多变化，如政府治理逻辑的转变、治理主体之间的协调、地方政府内部的协调，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字技术带来的新机遇。

纵观新时期地方改革的实践，当代中国的地方治理正在从政府主导、碎片化的单兵改革向多主体相互合作、依托数字技术、系统全面推进的共同治理模式转变。以上变化主要是由于两个措施，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前者确保自上而下的原则、原则和政策能够在地方治理的实践中得到有效实施和体现；后者使地方和社会的治理智慧和经验在地方治理实践中得到有效应用，并使这些有效和普遍的实践成为更广泛区域的政策文件，得到传播和普及。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新时代，地方治理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如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缺乏参与联合治理的意愿，地方治理主体无力支持大规模、快速的数字治理转型。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背景和优势。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完善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的体制机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未来需要更好地协调两者的关系，充分理解和运用集权与分权的辩证法，在保证党委和政府权威的同时，将更多的财权和行政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将更多的治理责任转移给社会，调动联合治理的积极性，培养政府和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力，使地方治理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