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高校扩招20年⑦扩招能解决“技工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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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在过去20年的扩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普通高中入学率从1998年的46.1%跃升至2016年的94.5%，大学教育由精英走向大众。高等职业教育也发展迅速。高职院校数量从1998年的近100所飙升至2017年的1254所，高职院校招生351万人，占普通专科院校招生总数的47%(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8，2017)，已经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但我们也看到，虽然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方向是为一线服务的高层次管理和技术人才，但扩招并没有很好地填补中国技术工人的缺口。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报告，2017年我国产业工人中高级技术人员的比例仅为5%，与发达国家40%以上的数据相差甚远。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高职院校扩招20年，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高等职业教育的政策变迁: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

20年来，高等职业教育经历了规模扩张和内涵建设两个阶段，但在技能型人才培养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

高职院校的前身是改革开放之初成立的短期职业大学。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考虑扩大农业中学、各类中专和技工学校的比重，标志着职业教育开始“复苏”。1980年发布的《中等教育机构改革报告》强调“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1982年，国家把发展职业教育纳入宪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应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逐步建立从初级到高级、产业配套、结构合理、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意味着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政策被否定了，职业教育回到了制度化、正规化的发展体系。精英通识教育和工农子弟职业教育开始分头并行发展。当时，虽然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是主导方向，但国家也在80年代初促进了短期职业大学的建立。这些学校实行“日读、收费、短学制、职业，不包括分配”，与普通大学不同。

1999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1999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大规模安排10万人进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高等职业教育进入规模扩张阶段。当时，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有企业下岗的背景下，国家为了缓解就业压力，采取了扩大高校招生的政策。此外，国家开始考虑将教育作为一个产业纳入国民经济的链条，刺激居民使用储蓄存款，刺激内需。当时扩招采取了“三不一高”的政策，即不分配毕业生，不再使用就业派遣登记卡，国家不再统一印制毕业证核心，以学生缴费为主。根据1998年和2006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高职院校的数量从1998年的101所飙升至2006年的981所。

但是，高职招生的量变不一定会直接带来质变。2004年，“民工荒”开始席卷沿海地区，其背后的本质是技术工人的短缺。2006年以来，教育部推动高职教育从规模发展到内涵建设，以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作为衡量高职院校绩效的主要指标，评选出100所国家示范性和骨干院校。此外，为了加强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和“应用”，2011年，教育部将高等职业教育司由原高等教育规划司改为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技术人员培训瓶颈

但这一小部分示范单位很难推动大部分高校的发展，主要受到资金长期薄弱环节、人才培养重白领轻蓝领的定位、理论与生产实践脱节等制约。

资金短缺

在高职院校的投资结构中，财政教育经费和学费的比重接近90%，其中公共财政投入比重超过50%。2014年，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建立和完善改革和绩效导向的学生分配制度加快现代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意见》，要求2017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年均财政拨款水平不低于1.2万元。那一年，教育部对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项调查，发现大部分地区对高职学生的平均资助只有普通高校的50%左右。但实际上办好职业教育需要大量的实验培训设备、师资培训、校企合作等资金投入，其运行成本远高于普通教育。到2016年，不达标的地方公办高职院校比例达到38%，不达标的行业(企业)比例达到67%。

中西部很多地方高职院校只能通过负债发展。据我们了解，一些地处中西部地区的高职院校，如兰州，负债上亿，严重影响了图书馆、学生管理、活动经费等基础设施建设，只能疯狂扩招、收取学费来弥补缺口。近年来，媒体曝光了一些职业学校的违规行为。兰州、余云、四川宜宾等地的职业学校成了“运送学生工人”的包工头，以实习的名义把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运送到沿海地区的工厂。虽然2016年颁布的《职业学校学生顶岗实习管理规定》已经明确，实习岗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与学生专业相当或相近，原则上岗位实习不低于本单位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80%。但由于资金和学校利益的缺乏，很多职业学校毅然不顾法律，铤而走险。

重白领轻蓝领

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但高职扩招的势头并未减弱。& # 160；根据2014年和2017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高职院校毕业生人数从2014年的318万增加到2017年的352万。但这些毕业生在制造业的就业率呈下降趋势，从2013年的28.3%下降到2017年的21.1%。这无疑使结构性失业问题——“白领”过剩与技术工人短缺的失衡更加严重。据报道，2018年，陕西省共有152所理工科零招生高职院校。其实这个问题在1999年扩招的大潮中已经浮出水面。当时全球高职院校增长最大的专业主要是管理类、经济学类、教育学类等办学成本较低的专业。

《中国制造2025》发布后，高职院校工业机器人专业突飞猛进，如下表所示:

然而，简单地设立新的专业并没有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2015年贵州省成为国家大数据中心后，地方高职院校也开设了相关专业课程。比如2017年，某民办高职院校开设了大数据、智能产品开发、工业机器人应用等专业。每个专业计划招收50名学生，但只招收了不到10名学生。由于机器人专业的培训设备投入较大，学生至今已完成两年学习，实训室仍在规划中。贵州是农业大省，农业占GDP的14.6%，远高于全国7.5%的水平。但是学校的农业专业吸引不了学生，只好取消。

在“应试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职业学校往往被贴上“贫困生集中营”、“得过且过”的标签。但是很多高职生并不觉得自己比本科生差。比如，陕西某高职院校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肖明说:

“其实，考试就像坐火车。可能一个学生在卧铺，两个学生在软卧，三个学生在硬座。可能专科生都是站票，但是啊，终点一样，过程不一样。”

小余在兰州学电子商务，强调职校生动手能力比本科生强:

“我们老师说一个学汽修的本科生是不会装发动机的。以前有个中学生直接安装...如果一个本科生和一个专科生同时去找工作，公司要什么？我(专科生)马上就能搞定，他(本科生)还要翻书……”

虽然高职生需要取得高级技师甚至技师的证书，但是这些证书不被社会认可，也不与工资挂钩，所以大部分优秀的学生都希望走上升本院校的艰难之路。

社会上“重白领轻蓝领”的观念也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取向，很明显学习技术是为了不当的工人。因为大部分职校生都是二代农民工，不想走父母的路。小枫高考失利，决定不继续深造。暑假第一次离开甘肃老家，去了妈妈以前工作的深圳电子厂上班。他觉得这次经历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我觉得太累了。真的像个马达。每天都要搬家，然后就没思想了。因为他不需要你去想任何事情，他一遍又一遍的不停的说。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吃饭。特别辛苦，因为工作永远是站着的，是流水线。”

后来他选择了电子商务这个专业，觉得这个专业不需要出厂。“我该怎么说呢？我不想一直那样生活。”

对于一些学过制造专业的学生来说，白领也是他们的首选。陕西某职业学校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大三学生肖鹏梦想毕业后去设计系，而不是去车间，以“完成从蓝领到白领的升级”。

理论与生产实践脱节

对蓝领工作的轻视，会影响生产技术的技能训练。目前，职业教育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先进制造业的目标，不仅需要掌握理论知识、以R&D为重点的科技人才，还需要具有丰富技能和经验的技术工人。只有这样，制造业才能在核心零部件、先进基础技术、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技术基础(“产业四大基地”)等方面逐步完成突破。

生产技术的发展需要有多年车间生产实践的熟练工人。现在很多高职院校都开设了与先进制造相关的专业。以工业机器人专业为例，在位于发达地区、接受资金支持较多的高职院校，学校已经注意到实训室要模拟车间的实际生产场景，而不是只采购几个机器人，必须配备工作站。但是一个工作站往往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一个部门只能买得起一个工作站。

我们观察到，2015年之后，不仅是工业机器人的专业井喷，高校参与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势头也在上升，有产业化趋势，设备供应商进入组委会，成为主办方。由于这种现象，学校必须购买专用于比赛的工作站，以便争夺排名。但其竞争导向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生产技术技能。工业机器人大赛工作站的主要任务是堆叠和排序，培养学生的编程逻辑思维，但学生不能通过这个工作站学习焊接、打磨和抛光技能。

广东某机器人培训学院一直在尝试与职业学校合作，将生产技术的培养融入实训中。负责人提到:“虽然学校组织老师和学生参加一些机器人比赛，但他们只使用计算机建模和仿真。它不是真正的应用，所以即使你拿了第一名，学生仍然不能掌握真正的技术。”然后，以研磨过程为例，他说:

“大学教学不需要节拍，但我们是为最终客户而做的。第一个要求是节拍。新砂轮切削力大，一开始速度要慢一些。研磨20或100个产品后，切削力不足。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我们必须加快节奏和速度。这里牵扯的东西太多了。要想彻底了解打磨过的东西，一两个月不可能全部弄完。”

结论

“中国制造2025”计划促进产业升级和先进制造业，但技术工人短缺已被公认为升级的瓶颈。高职院校扩招虽然经历了规模扩张和内涵建设两个阶段，但面临着资金短缺、重白领轻蓝领、理论与生产技术脱节的矛盾，难以承担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任。

为了完善高职院校技能培训体系，本文建议:第一，中央政府应加大对高职院校的资金投入，尤其是培训设备的购置。具体做法可以遵循社保中央调节基金制度，让沿海劳动力“收入”省份承担内地“贡献”省份的人才培养费用；第二，消除高职院校与普通高等教育院校录取分数线的差异，使其真正成为两个平行的教育体系，帮助职业学校去污成名。对选择制造类专业的学生实行奖学金或学费减免制度，吸引更多优秀毕业生从事制造类工作；第三，加强学生实习的立法管理，要求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学徒制，防止实习生成为廉价劳动力。技能竞赛应避免过程化和产业化，注重培养学生的生产技术技能。

只有树立“劳动的光荣”和“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技术工人才能真正得到社会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