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东亚宋学研究有哪些新方法、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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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27日，“东亚宋学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举行。本次研讨会由浙江大学宋研究中心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协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日、韩等地的6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就宋代“人与思想”、“制度与文化”、“文献与资料”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者合影

这次会议安排了两位学者做主旨发言。

在第一场会议上，杭州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何研究员作了主题为“谈历史人物评价——以宋高宗评价为例”的主旨发言。他从史料和来源方面梳理了宋高宗历史评价的形成及其原因，并对以往学术界对宋高宗的评价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构建了真实历史中宋高宗的历史行为。最后，何仲礼提出有必要从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宋高宗的历史地位。

在第二场会议上，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系平田茂树教授以“南宋士大夫的网络与交往”为主题，以崔宇植所谓的“书信”为线索，作了主旨发言。首先，他梳理了近年来宋代社会史的研究动向，指出从“网络”视角研究宋代社会的研究取向日益增强，并从史料和研究视角两个方面分析了宋代社会研究的不同维度。然后，以南宋名臣崔宇植为例，分析了以崔宇植为中心的传播与网络，指出南宋文人以“信”为纽带，构建了人际传播不同领域的社会关系特征，为宋代政治、人物、社会等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维维度。

研讨会现场

“人与思想”

以下研讨会分为三大主题:“人与思想”、“制度与文化”、“文学与数据”。

“人与思想”小组由研究院教授王瑞来主持。组内论文分析了以往研究中忽略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展示了许多丰富宋代人物及其思想的案例和面孔；或探讨王安石、吴仪、张浚、、郑、甄、妈祖等传统人物研究的问题。，发掘史料，审视镜子的起源，追根溯源，澄清以往研究的不足或不足，以丰富宋代人物研究中个体研究和群体研究的认知视角，并深入挖掘人物形象和思想特征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原因。

王瑞来写的《王杰是谁？——王安石相关政治艺术报道。通过对北宋后期基层官僚王杰事迹及与王安石、苏轼等著名文人交往的考察，揭示了宋代文人的政治立场、个人交往乃至诗歌娱乐，进而投射出一个时代背景。

大阪市立大学王艳萍作了“宋代妈祖信仰新探”的报告。摘要:本文论述了起源于宋代的妈祖信仰的历史发展，对南宋以来妈祖庙的地域分布进行了整理，并通过妈祖庙的具体分布进一步了解了宋代以来的妈祖信仰。台湾中华文化大学历史系李汝钧指出，要注意与现代妈祖信仰，尤其是台湾妈祖信仰的联系。

大阪市立大学庄·韩琦作了题为《苏州园林与宋代文人的友谊》的报告。本文回顾了苏州园林研究的学术史。本文简要介绍了宋代苏州园林的概况，分析了宋代苏州园林的历史发展。探寻苏州园林与文人的关系。浙大陆敏珍指出，要注意园林与绘画的关系，要注意绘画的史料，也要注意绘画中想象的苏州园林与真实的苏州园林的区别。

中国社会科学院雷波作了题为《张载“诚实守信”观解析》的报告。他以张载的“为天地造心”为突破口，探索张载“造心”的现实意义，从而引入张载的“诚与明”概念，进一步探索张载对“天地之心”根源的认识，并将其从本体论范畴的“天地之心”链接到功夫范畴的“诚与明”。浙江大学的管长龙质疑《中庸》中“诚与明”与“诚与明”概念的异同。雷波回应说，张载注意到了《中庸》中“诚、明”的功夫理论意义，于是在他的哲学体系中采用了“诚、明”来沟通“天”与“人”，人们可以通过“诚、明”来“为天地造一颗心”，浙江大学的吴郑强提出张载所谓的“为天地造一颗心”，是否意味着“人心”的独立性已经被废除，人从属于天？雷博回应说，人还是有自己的主体性的，人需要“尊重”才能获得人心的独立。

上海师范大学的孔妮妮作了题为《宋末新儒学的政治宗教实践与真善美文学研究》的报告。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从甄修德的建议看理学的政治和宗教实践。王瑞来关于“甄修德”的文章很特别。如果能纳入整个宋朝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结论会更丰富，更深刻。何仲礼指出，评价历史人物需要知人论世，要注意言语和行为两个方面。虽然甄修德文笔很好，理学也很好，但他擅长讲空，没有实践能力。要评价它，就要摆脱传统的束缚，从言行举止等多方面考察，才能做出更客观的评价。北京大学的赵冬梅同意何老师的观点，即需要对历史人物有更全面的了解。比如宋代很多名人，虽然有名，但实用人才有限，而真正做实事，有实用人才的，往往是历史没有记载的。

李汝钧作了题为《宋人对西汉名臣张释之的褒贬评价》的报告。本文从包拯的评价入手，介绍了本文的选题，并探讨了为什么宋代对张释之的评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宋代以前，对张释之的评价是统一肯定的，但对张释之的批评却是在北宋中期开始出现的；试从这个评价变化中找到宋代法律的特点。赵冬梅指出，张释之评价的变化实际上是君权地位变化的反映。其实北宋中前期也有一些关于重建君权的讨论，但士大夫们很快意识到了它的危险性，这种萌芽逐渐消亡。

何仲礼作了《此吴仪，非彼吴仪——论两个吴仪的错误》的报告。至于《宋史·吴仪传》中的两个吴仪的错误，《宋史》把秦桧的大孙女吴仪和宋高宗的吴皇后的弟弟吴仪的事迹混为一谈，所以吴仪在《宋史》中的地位兴衰极其奇怪。王瑞来指出，《宋史》有许多错误，在阅读和引用时应予以重视。

管长龙的作品名为《家族仪式的传承与当代思考》。本文从宋代理学的思维来介绍这个问题，现代礼仪的重构其实需要追溯到宋代。本文主要探讨宋代以来“家庭仪式”的逻辑发展，并思考如何找出有助于仪式制度重构的内容。

陆敏珍做了题为《标签与标签:黄镇的微阅读》的报告。本文主要从宋代对《礼记》的不同理解入手。本文通过对黄《日本国钞》的分析，对是继钱穆之后的传人这一共识提出质疑和反思。雷波指出，我们也应该重视对礼法实践的认识，因为这个问题在朱的《礼经释》中已经明确提出，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可能对理解与朱的学术关系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吴作了《宋元时期生平谱系及形象变迁》的报告。论宋元时期吕夷简的生平谱系及形象变迁：本文考察了吕夷简“怀中”形象的建构过程及其修正。王瑞来提出要关注吕夷简，并注意到“范鲁关系”中谁有历史话语权与对吕夷简的评价之间的关系。何仲礼指出，范仲淹历史地位的上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吕夷简历史地位的下降。赵冬梅建议注意吕夷简的儿子对他的态度。

龚作了《郑研究的两个课题》的报告。本文梳理了前人对郑的评价，主要从四库提要中对郑的评价；由于郑刚与反派秦桧关系密切，郑钟钢在后人中的评价很低。

研讨会现场

“系统和文化”

“制度与文化”小组由中山大学的曹教授主持。该组论文涉及宋代政治经济制度研究的重大问题，具体涉及科举考试科目的选择制度、官邸法、送礼、征书等礼仪制度、送店等交通制度、封爵制度、官职、文书、与武官同级官员、三司职能、北宋子女交接等。

北京大学秦观教授作了题为《宋代墓志铭新学与朝拜观宅法》的报告。她认为墓志铭类似于线条、墓碑等其他文体。，因为他们往往是亲戚朋友做的或者是名人委托做的，他们的评价会受到人情往来的影响。浙江大学的指出，当时的制度和人们对制度的讨论是从《通典》中看到的，这一点刻在《方》中。

闽江大学的毛晓阳作了题为《宋代福州军原弓补》的报告。他认为北宋福州军宫媛主要分为谢石宫媛和巩氏宫媛，而南宋福州军宫媛主要是谢石宫媛。其中，严肃的场规和尊重人才是施工的重要目的，宫媛风水是施工过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宫媛建成后，许多与宫媛有官方关系、乡梓关系和朋友关系的名人应邀写宫媛笔记。建安-丁俊当时在为工剧找一个临时场地，不一定会对宫媛等提出质疑。浙大的龚彦明提出，实行“三室”法时不废除科举，将“三室”称为“公室”，与科举和“进士”不同。

浙江大学费希瑄的报告题目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诗赋与经学之争——以进士为中心》。他认为经学与诗赋是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但究竟是以诗赋治国还是以经选士，则是从诗赋与经学之争开始，贯穿于唐代科举考试始终。

讨论官制的话题很多。河北大学丁建军的报告题为《论宋代虚拟称谓的实用价值:以宋代的美食城和美食印为中心》。他认为宋代官员有勋、爵、士一、士世风、陈宫等虚名。虚衔、俸禄、物质赏赐共同构成了宋朝皇帝驱赶臣子的基本手段，不仅在宗室、外戚、少尉、武将中发挥着特殊作用，而且在与周边少数民族、藩属国的交往中也起到了与物质赏赐共同牵制、笼络的作用。浙大龚彦明指出，宗室封王为虚衔，俸禄甚高，与我们时代基本相同，而封官愈高，则愈受重视。浙江工业大学沈小贤的报告题目为《唐宋黄纸文书及相关制度术语辨析》，论述唐宋以来圣旨文书的相关制度术语。龚彦明报告的题目是《宋代爵制》，分析了宋代爵制有宗室无“立国”和文武官有“立国”两个系列，其中“国公”是两个系列的唯一交集，并对爵制的意义作了深入的阐述。浙江大学的舒宝成题为《陈武清宣——宋代官员研修问题探析》的报告认为，作为陈武清宣，宋朝在研修、调迁、内外服务等方面不同于一般武官。龚彦明指出，要明确选官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诜作了《理想模式:论南宋饺子的形象与功效》的报告。他认为理想模式只能作为批判纸币流通弊端的参考，而不能作为评价南宋纸币制度有效性的标准。南宋交子形象既不是历史事实，也不是南宋纸币体系的模型，这是由理想模型本身的局限性和南宋的财政状况决定的。

莆田大学方方报告题目是《陈红贡茶与闽中闽南茶文化史》。她认为，通过分析陈红金向宋太祖献茶一万斤的历史记载，南唐清远军割据时期在闽中、闽南地区出现大规模茶园的可能性，可以推进闽中、闽南地区献茶的历史，从而填补五代十国时期闽中、闽南地区大规模茶叶生产的“きだよ0/白”记录。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徐作了题为《南宋临安商人的类型与特点》的报告。他认为南宋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当时的都城临安商业非常发达，从当时商人的类别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王诜专门就当时布谷行业的垄断业务与出版商进行了沟通。

复旦大学朱毅作了题为《南宋赠书制度与实践》的报告。他认为车舆的存在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交通工具，更是统治者对外宣示权威的重要工具。在皇帝驾御体系的演变中，最有意义的是卤本的形成。

中国计量大学的何兆全提出，仪式系统是否可以放在城市空的房间里，并通过图像进行讨论。单从技术史来看，似乎不可能理解和解决罗瑜的规模问题。

曹的报告论文题目为《宋代“京局送马铺”史实考辨》，认为“京局”大致可以理解为高级机构下的北京百色。在北京，百思买有一个便捷的渠道，可以通过闭门等机构给皇帝出主意，所以不可能也没必要派马去交。接班人说“京局送马送店”只是北宋熙宁七年夏征送马到宗申的一个特殊事件。

苗在河南大学的报告题目是《北宋时期士人群体刻书行为考》。她认为苏轼、吕大方等人在元代写《李故事新编》后记，形成了群铭行为。通过探讨该文作者与苏轼等人的关系，可以揭示同年关系、政治态度和时代背景与这一群体的碑文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秦观指出，不同于文学研究的视角，本文从官制推导科举，考证出处，从同年关系研究群铭行为，类似于诗歌的场合形式。

河南大学佟的报告题目是《南宋韩佗州父名考》。他认为《宋世寒脱州传》把韩脱州的父亲记载为“韩成”是不准确的。事实上，韩倨舟是韩琦小儿子韩的孙子，也是的儿子。

杭州社会科学院李辉报告的题目是《宋金临济宗的传承与流变――以郑州《普照报》第一辑为例》。他认为林佶教是由奕譞在唐末以河北正定为中心创立的，在10-14世纪的中国佛教界影响很大。靖康之变后，北方处于金朝统治之下。由于史料的缺乏，金代对林佶的继承或有不足，或有错误。学者们也侧重于南宋林佶宗的发展，而忽略了金代林佶宗的传播。

研讨会现场

“文献和数据”

“文献资料”组由台湾中华文化大学韩桂华教授担任组长。除了传统的宋代文献考证之外，组内的论文大多涉及国外稀有文献的考证信息，同时发表了宋代文献数字化、数据库化的全新成果。

段誉的报告题为《围绕礼制的话语权博弈与士大夫政治的确立:以北宋金石学为中心的研究》。他详细阐述了金石学与古代器物之间的关系，然后结合整个政治史，阐述了金石学社会为什么会发生在北宋初期这个特定的time/きだ124240/,combined。他认为金石学完成于宋真宗和惠宗时期，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观点仍有争议。

东郭大学朴永焕做了题为《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朝鲜佛教珍本》的报告。该机构收集的朝鲜佛教文献约有107种，均为20世纪初以前出版的，有木刻、活字形式，也有文字版形式。共有11个韩文版本，主要介绍出版时间、流通时间、经典内容。

弘益大学的裴做了题为“如何利用各种数字技术阅读史料——以实例为例”的报告。她说数字技术对历史研究非常有用，并以日鲁北行为例，介绍了如何在宋史研究中使用cbdb、markus和docusky进行历史研究。而标记是用来帮助电子文本被分类和更多使用的。

汉城国立大学的赵和南京大学的张福通作了题为《宋代笔记中所见金石及其笔记的考证》的报告。他说，宋人在笔记中对金石学史的训诂和考证有不同的倾向。民间金石学活动促进了金石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从金石学的发展也可以看出宋代学术的发展。

清华大学孙报告《宋元印刷文献数字化开发利用路径探索——以“宋元印刷文献汉字库工程典藏整理”项目为例》。本文还以数字数据库为例，探讨了如何使用数字化后的文档。

战争中的“虚”与“实”:北宋元佑时期的兰州与宋夏战争。他密切关注时期宋夏之间的诸多小矛盾，通过史料分析，逐一阐释了时期宋夏战略思想的要点。人们认为，高泰女王对兰州的依附，为她在未来发挥积极的战略作用和管理西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桂华作了题为《宣和石丰朝鲜画经中所见的朝鲜工艺品及其丢失的图画》的报告。首先，她用各种材料介绍了在宣和石丰高丽图经中发现的朝鲜日用品，然后详细介绍了各种分类及其小类的含义。这本书记载的许多图纸都已经丢失，所以根据这本书的记载，恢复了《朝鲜图经丢失图》。

台湾中正大学杨的报告，题目是《宋代买酒楼之我见》。首先介绍了布坡的定义和范围，涉及到四个问题:郝敏在布坡酒厂的优势，布坡酒厂的非法获利，布坡的盈亏和官方的财务测算，宋代实施布坡坊后的政商互利理论和横断乡。接着分析了当地郝敏的经营优势，延续了先贤关于政府与民众互利的论述，并提出了布坡户在私营部门有官方代理人的标志，这是郝敏参与布坡事务的三大动机之一。

邱佳卉，台北医学大学，台湾，做了一个关于“苏水学校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调查”的报告。浙江大学的冯国栋指出，如何在阅读历史中寻找素材，如何将语录融入司马光的思想，如何体现教学路径，并指出阅读历史的研究是非常复杂的。出版商回应的数字化的使用对阅读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冯国栋作了题为《刻石、填金、筑亭、收藏——宋代寺院的安全与藏书、御书、御笔》的报告。他说，这篇文章的出处在于重视宋代皇帝的御用藏书、御书、御笔的收藏，相当于宫廷的收藏，很多学者研究过，但其民间收藏至今很少受到重视。摘要:介绍了宋代皇帝的佛教著述、寺院内的皇家藏书和书籍，梳理了寺院内皇家藏书和书籍的获取和欢迎仪式，以及寺院内皇家藏书和书籍的管理和皇家亭台的建设。

报告结束后，我们进入了讨论和交流环节。段誉和赵的报告关注金石学领域，分别提出了宋金和清代金石学“知识共同体”交流的主张。随后，韩桂华对段誉从族谱视角到政治史视角进行探索研究的思路提出质疑，认为其背后的政治意义有多强值得重新探讨。段誉对此表示赞同，但同时也认为金石学与政治的距离也是政治视角的一部分。最后，杨对文章中的一个分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把国子监和《抚州军事学》中的科举接受作为一个民间视角进行分类是有争议的。冯国栋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但同时在这里提出了分类的困境，并试图与其他学者一起寻找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