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择一事 终一生 敦煌学家杨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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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作品杨

1965年生于河南省邓州市，现任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主任、敦煌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也是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被评为“甘肃省领军人才”、“全省宣传文化系统四大人才”、“全国培养文化干部名师”。1989年毕业后，分配到敦煌研究院。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历史系、新疆大学历史系、德里大学佛教系、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2002年获得兰州大学敦煌研究博士学位。同年在北京大学东方研究所做博士后，被授予优秀博士后。

杨曾主持或参与十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敦煌研究院两项科研项目，重点研究敦煌出土的西域、回鹘、梵文文献及其反映的古代历史、文化、宗教问题；发表论文400多篇，翻译100多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相互依存，同甘共苦，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繁荣，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维吾尔族就是这些民族之一，在历史文献和书籍中留下了一瞥。今天，维吾尔族和裕固族是古代维吾尔人的直系后裔，在我国的历史演变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维吾尔文学中记载的重要历史文化片段，填补了我国少数民族史研究的空白。带着神秘维吾尔人的无限遐想，记者采访了杨博士。

作为敦煌学者，杨多年来致力于回鹘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当记者翻阅杨的科研成果目录时，不禁惊叹他的研究领域之广，学术成就之可观，不知道他是如何在如此广阔的领域取得如此多的成就的。杨说:“我的研究领域确实很杂，但这个‘杂’并不混乱，而是贯穿着两条不时交叉的主线。一个是惠河，一直是我研究的主线。至于西夏、契丹、女真、蒙古、吐蕃、粟特、波斯、印度，与回鹘关系密切；另一个是敦煌——丝绸之路，更广。我觉得学术要专业化，但不能只攻一个，不如其余。其实那种“专门化”不一定真的专门化。我们应该专门讨论学术问题，但我们应该有广泛的知识。看似复杂的学术问题一旦成为体系，就像一条草蛇灰线，千里迢迢。只要研究方法和角度正确，就一定会产生许多新的学术成果。”

在人们的印象中，作为一个满腹经书的历史学家，他一定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思考能力。杨笑着说:“我从小就喜欢历史。中学的时候，我痴迷于学习历史课，所以高考第一选择就是填历史。很多人问我学历史有什么用。大部分人的答案都是知古从今，但我觉得只对了一半。事实上，历史的核心在于发展智慧，这是所有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就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而言，这相当于文科一定要学好语文，理科一定要学好数学。”

1982年，杨来到中国西北重镇兰州，满怀青春的意志和憧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充实的大学时光。“那时候，正是学风鼎盛的时候。历史学家杜·是我们的系主任。他思想活跃，主张开办学校。当时，他从其他学校聘请了许多著名的老师来讲课。当时对民族史很感兴趣。我记得当时杨建新先生讲西北民族史，李伟先生讲西夏史，樊保良先生讲蒙古史，维吾尔史，内蒙古大学周庆坤先生讲元史，中央民族大学程绥洛先生讲回鹘史的一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义夫先生讲， 经常去西北民族大学听，慢慢对西北民族史，尤其是维吾尔族史产生了兴趣。” 杨回忆道。

在本科学习期间，杨发现国内的回鹘史研究者大多不认识回鹘，于是决定去新疆研究回鹘。这期间受到新疆大学著名新疆历史专家苏北海的鼓励，所以申请了新疆大学的研究生学位，研究方向是“维吾尔史”。杨说:“其实当时中央民族大学的程穗洛先生也鼓励我申请他的硕士。但是考虑到新疆独特的环境，更有利于学习维吾尔语和维吾尔语，所以我选择了去新疆。”杨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21岁。学习一门新语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的意志非常坚定。他的导师专门给他们找了个维吾尔族老师。一开始班里八个人，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留了下来，可见难度。

1988年，即将毕业的杨到北京拜会导师，并结识了敦煌研究院院长。“段院长非常支持我去敦煌。在他的鼓励下，我毕业后去了敦煌，开始系统地学习维吾尔文学。那时候的工作生活条件改善了很多，但依然艰难，但对我来说，那不是遥不可及的沙漠，而是宝藏深藏的宝库。”杨说:“经过几年的研究，我发现有许多关于梵文佛经的回鹘文记载。为了追根溯源，我在1992年到1994年间去了印度德里大学和英迪拉·甘地国家艺术中心两年，专攻梵文和佛教。”

那么，如何理解维吾尔语、维吾尔语、梵语之间的关系呢？杨一句话说:“维吾尔族和维吾尔族可以理解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关系。古代维吾尔语相当于甲骨文，两者都是死语言，但维吾尔语的语法与现代维吾尔语基本相同。梵语相当于我们说的优雅的语言。这是一种专门用于祭祀和诵经的语言。它的语言优美、优雅、押韵。”

那么，在众多的古代少数民族中，为什么杨付雪对回鹘情有独钟呢？杨说:“是什么吸引我到维吾尔族？可能是因为一直在研究，所以没认真想过。总之，第一点是，回鹘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而有影响的民族，研究它是学术发展的需要。其次，回鹘是一个“有个性”的民族。维吾尔族兴起于8世纪中叶。原来是游牧民族，生活没有固定的地方，以水生植物为生，但也不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农业也很发达，这一点可以通过二浑河流域的考古资料得到证实。维吾尔文化具有畜牧业和农业的双重特征，使其文化丰富多彩，更容易让维吾尔人接受外来文化。所以来自中原的农耕文明，来自西藏的游牧文化，甚至来自印度、波斯、中亚的各种文化，都可以找到维吾尔人生长的土壤。与汉文化相比，包容了多种文化因素的回鹘文化更容易被北方草原民族所接受，这是西夏和蒙古在建国之初使用回鹘人为师的主要原因。从宋代到元代，回鹘人长期充当着向北方民族传播中华文化的媒介。党项(西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对中国文化的接受都得益于回鹘人。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也许，这就是吸引我的地方吧！”

除了自己的工作，杨还在许多大学教授少数民族史、民族文学概论、民族语言、西北少数民族史等课程。“其实目前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人不在少数。以维吾尔族为例，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也不少，但脱颖而出的人很少。这有很多原因。希望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同学，在本科阶段就打好基础，在考研和博士生期间，能够静下心来专心学习。再加上便捷的文献检索方式和研究条件，相信假以时日，人是会生而有才华的。此外，我相信只有深入研究每个民族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才能从更深的角度理解中国多元统一的民族格局。”杨府论。

在多年的不断学习中，杨逐渐掌握了用死语言文学研究历史文化的诀窍:“不参考历史就不可能研究文字，反之亦然。比如我目前参与敦煌石窟的后期断代，这让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敦煌石窟的早期年代顺序很明确，可以说是有条不紊，但后期非常混乱，有民族变迁、战争等诸多复杂原因。这部作品的难点在于缺乏传承，缺乏纪实记录，使得这部作品难以为继。在整理和挖掘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大量的少数民族文献。我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这些文献。无论是回鹘、吐蕃、西夏、蒙古，我都知道每个民族的文化特点。我把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的知识体系结合在一起。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杨感慨地说:“作为一名研究员，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总是围绕着自己喜欢的专业工作，可以说是‘选择一个职业，为生活而死’。维吾尔研究最重要的资料无疑是回鹘和汉语，但其他波斯、阿拉伯、吐蕃、蒙古等文献。掌握多语种文献只能算是比较可用的工具，但是想要有所成就，也要善于思考，不能把学术变成工匠和图书馆员的工作。不然就是穷命，政绩多，不是真正的学术。”

兰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