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敦煌是我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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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

1996年夏末秋初，一个写作事件走进了我的生活。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但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让我受益终身，也有力地把我推入了漩涡，那就是为敦煌写作。

有一天，在国外生活多年回到北京的李陀打电话说，央视要拍一部大型的电视电影，全面、深入、历史地呈现敦煌，想以这样一种严肃、非商业性、文化零散、场景再现的方式，把敦煌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大主题来表达。导演是孙曾田。孙曾田是《最后的山神》的作者，该书被公认为当时中国人类学电视电影的代表作。他们想让我写一部文艺剧，我很感兴趣。我还没去过敦煌。远离西部戈壁沙漠的敦煌，对我来说，早已是一个五彩缤纷，神奇的梦。

近百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知识分子都与敦煌有过“精神联系”，如陈寅恪、王国维、罗振宇、向达、张大千、季羡林、李泽厚等。看过一些关于敦煌的书，知道敦煌是一座无限高的文化山，很难走进去。很多敦煌学者花了一辈子，却只找到了一条迷途。我不想写那种介绍性的，观光式的通俗文字。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做到。当时，中央电视台的孙曾田和两位制作人邀请我、我的妻子李拓和作曲家瞿小松组成一个小组，去敦煌及其周边地区旅行。

到了兰州，找了一辆面包车，沿着河西走廊往西走。河西走廊是古代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所以也是丝绸之路、取经之路、佛教伊斯兰教东传之路。我们向西一路经过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每次遇到著名的历史遗迹和佛教寺庙，我们都会停下来视察和观看。我觉得我已经逐渐进入了空.广阔的历史时代

在中国，敦煌是真正让我震撼的文化圣地，有一种“五体投地”的感觉。由于央视和敦煌研究院合作，敦煌研究院把它所有的洞穴和资料都向我开放了，比如莫高窟、玉林石窟、东西千佛洞。记得当时最有名的山洞之一的220号山洞，正巧拍到了高清照片，山洞里架设了很多照明灯。他们为我们打开了灯。洞窟各处绘的壁画，色彩斑斓，别具匠心，意象氤氲而神奇，让我眼花缭乱，仿佛置身天堂。我不相信古代的画家能看到整个充满壁画的洞穴，因为他们画画的时候天很黑。他们一手拿着油灯，一手画画，哪里画哪里就有光；但我亲眼看到了盛唐大画家笔下的壮丽艺术天堂。这里有数不清的天堂场景，佛的故事，不同的神和姿势，梵蒂冈山的圣水，各种各样的人和异国情调的地方。我很内疚，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写。直到我们从这里跑到戈壁沙漠、阳关、玉门关、汉长城、丝绸之路，几条巨大的历史线索才逐渐显现出来。这是中古历史，中西文明交流史(丝绸之路史)，佛教东传史，中国画史，西北少数民族史。这时，这部作品的结构和脉络在我心中隐约出现，一股写作的激情逐渐在我心中涌现。但是，这种激情对于敦煌写本来说是不够的。

回到天津，我的书房里堆满了各种关于敦煌的书，那些画和画册几乎散落一地。只有不断的阅读这些专辑经典，才能逐渐看到贯穿敦煌艺术文化史的每一条线索和每一个细节。比如天妃，从北魏东魏到隋到唐，经过初唐、中唐、盛唐到晚唐，这些形象发生了哪些奇妙的变化，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我还必须把这些至关重要的形象都标在文学剧本上，从哪个山洞，哪个位置，从哪个画面来，导演才能操作。对我来说，这种写作不可能宏大，也不可能复杂。

然而，对细节的新发现，对历史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这些伟大艺术的迷人欣赏，使这篇作品充满了巨大的乐趣。这种快感是写小说找不到的。

一年半之后，我终于写出了这个22万字的文学剧本。我文笔很精，把叙事语言直接写成文学评论。作品名为《人的敦煌》。我用“人”这个词是因为敦煌是人类文明交流的伟大见证，也是最辉煌的文化艺术遗产之一。

剧本出版后，在北京召开研讨会，肯定得到了很多敦煌学者的支持。没想到，这其实是我写作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我把太多人对艺术史和文化史的看法都放在里面了。

但这种敦煌书写还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内涵和意义，却来自敦煌之外，即上个世纪中国文化的相遇。

上个世纪初，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大量的2世纪至10世纪世界罕见的“敦煌遗书”之后，一方面被伯希和斯坦因“盗买”，被王道石盗卖，被各国探险家盗走，被中国官员扣押。一方面，王国维、罗振宇、项达、刘半农、姜亮夫等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纷纷出马，欲救他们。他们要求官方用公共工具把敦煌遗书的残迹运到北京，跑到海外一页一页、一字一句地抄回被盗的文书遗书。这种事情也必须要做！张大千、常书鸿等一些画师，前往荒芜的敦煌定居沙漠，独自保护危机重重的敦煌石窟！

感谢这样一群人，敦煌让我倍加感动。

我记得几年后去过巴黎，住在拉丁美洲的一个老客栈里。当我知道酒店面对塞纳河时，它就在卢森堡公园旁边。我记得常书鸿先生在巴黎学美术的时候，在卢森堡公园前的《袖手旁观河上》一书上看到了伯希利的《敦煌莫高窟笔记》。从书中敦煌的画面得知自己国家伟大的艺术遗产危在旦夕，毅然退学回国，跑到人迹罕至的戈壁沙漠独自守着敦煌。那天我在公园门口徘徊了很久。应该说敦煌给我的东西超过了敦煌。

所以《敦煌为人道》完成后，我开始写一本书:《敦煌痛苦史》。

我在书中说:1996年，应央视邀请，我写了文学剧本《人类的敦煌》。在写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我沉浸在敦煌和丝绸之路激起的磅礴情感中，体验到一种奇特而强烈的写作感觉，那就是对文化的痛惜。1900年敦煌灾难性的发现史，其实是现代中华民族文化命运的丰富。它戏剧性的起伏充满了历史和时代的阴影。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夹在精明的掠夺和无知的践踏之间。呼吸困难，无法自拔，充满无奈。我们谁也帮不了历史！但这种文化悲剧往往是一个民族文明丧失之后不可避免的，也是难以驾驭的。

幸运的是，从20世纪初开始，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知识分子奋力抢救和保护敦煌。他们把对外面世界的享受，放在文化的周围等待。不遗余力，终其一生。他们的文化远见、文化责任感和正直的文化，以及在苦难中对文化的痛惜之情，深深地感染了我们！

可惜这部电视电影在筹备过程中有很多波折，却没有实现，成为虚幻。最后导演告诉我，他们要放弃拍摄计划了。我没有过多的责怪导演。敦煌的一切都要有奉献精神。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况且敦煌文化很难把握！但是，我的心没有死，就生出了一个想法，就是再写一本书来表达我以上的想法。我想像龙方一样，面对读者，尤其是年轻人。写一部敦煌藏经洞的通俗史，把历史的真相讲清楚给后辈听。我以为每一代人都有责任。那就是把上一代最珍贵的东西传给下一代。对于整个敦煌历史来说，不仅是灿烂的文化本身，更是中华文化百年来的命运，是知识分子神圣的文化情感。

当我把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国第一批文化保护者，当作精神偶像，当我觉得自己和这些文化先辈同流合污的时候，自然会向时代的“漩涡”再迈进一步。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明确写道，“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有责任把上一代的宝贵东西传给后代。”从那以后，在各种关于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演讲中，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反复说出这句话。

写到这里，我发现这段时间我的个人生活都没怎么接触过。也许在这个时候，我已经逐渐被社会化，被岌岌可危的文化遗产拖走了。如果你进入另一个世界，你必须改变你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工作方式。

(《敦煌痛史》，冯骥才著，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