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外婆参与育儿是一个实用主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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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生奶奶养爷爷奶奶看着。”目前,爷爷奶奶参与育儿的模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爷爷奶奶到爷爷奶奶,甚至奶奶。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在中国五个城市(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和哈尔滨)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8.3%的儿童由祖母抚养,53.2%的家庭由祖母抚养。即使在传统父系文化特别浓厚的中国农村,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在2007-2008年期间,作者调查了南京77个家庭对祖母和祖母参与育儿的选择。在这些家庭中,有34个家庭(44.2%)由祖母参与育儿,25个家庭(32.5%)由祖母参与育儿,18个家庭(23.4%)由祖母参与育儿。孙子女的性别与哪个奶奶照顾孙子女没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奶奶照顾孙子女不比奶奶多)。这些老奶奶大多在上班的时候代替父母,或者在家的时候帮父母照顾孩子。
77户家庭中,只有两位家长提到选择奶奶作为照顾者,因为“孩子是他们(父亲)的家庭,所以必须由奶奶带,这种传统观念就在其中。”所有其他父母解释说,他们的选择是仔细考虑家庭和儿童需求的结果,而不是尊重传统的父爱关系。选择的时候主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外婆的可得性(谁能拿?);二、外婆的资质(谁带的好?);第三,希望避免代际冲突(谁一拍即合?).
作者发现,所有这些考虑促使奶奶在育儿方面发挥了比前几代人更大的作用:当父母关注谁能拿,谁能拿好的时候,奶奶和奶奶有同样的机会被选为照顾者;当父母注意避免代际冲突时,奶奶比奶奶更容易被偏爱,因为相比奶奶,奶奶更容易与照顾日常生活的父母(通常是母亲)保持和谐的关系。
谁能拿?
祖母的可用性(比如她们是否还在工作,她们的健康状况,她们的居住距离,以及她们是否在照顾其他孙子孙女)都是由父母考虑的。如果奶奶不在南京生活,不能搬到南京和孩子一起生活,父母也不会像老一辈一样把孩子送到其他城市的奶奶家,因为他们想培养和维持和独生子女的亲密关系以及在教育上的领先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考虑并没有削弱外婆的参与机会,因为老公在南京生活并不常见。)。
祖母的可利用性是指祖母能够提供集中的资源和照顾的程度。父母认为,当祖母只有一个孙子时,她可以给他/她不间断的照顾和细心的照顾。当祖母需要同时照顾一个以上的孙儿时,父母认为她不太可能成为一个专注的照顾者,可能会因为不同孙儿的喜好而对不同的孙儿有不同的投入。
一位母亲在解释为什么不让奶奶带孩子时表达了这种担忧:“何(老公)有两个哥哥,都有孩子,都需要我婆婆照顾。我们的宝宝是最小的。如果以后所有的孩子都去她家买只鸡,他们就有两条腿了。你会给谁...虽然公公婆婆对我们还是很好,但是我不放心。父母是我的孩子之一,一定要一心一意帮我带孩子。”这些考虑导致了让只有一个孩子的祖母照顾孙子孙女的偏好的形成。
事实上,在这项研究中,独生子女的祖母比多子女的祖母更关心他们的孙子孙女。随着越来越多的祖母只有一个孩子,那些没有儿子需要支持的人更有可能成为女儿的可用资源。父母也更容易把祖母提供高质量照顾的能力(比如需要照顾的孩子数量)和安排的便利性(比如祖母是否住在附近)看得比血统照顾更重要。
谁带的好?
在外婆和外婆之间选择的时候,父母的另一个考虑是外婆的资质是否能满足孩子成长的需要。正如一位母亲所说:“中国传统观念毕竟是他(老公)家的事。但是,我真的生了宝宝之后,我觉得哪边对宝宝的成长应该是好的。”
父母认为,祖母提供“更好的照顾”的能力与祖母的文化资本有关,文化资本主要指祖母的文化水平以及是否出生或生活在城市。比如一位妈妈说:“我觉得成长环境对宝宝很重要,父母的学历比他们(爷爷奶奶)高一点。我觉得在不同环境下长大的宝宝是不一样的。他们看到的东西,接触的东西,语言环境都不一样,所以还是站在奶奶这边...祖父母是农村人,方言更重。"
在前几代,中国强烈的重男轻女偏见通常不考虑哪个奶奶更有技术、受教育程度更高、有城市成长背景,这并不重要,因为前几代的父母都不太关心幼儿教育,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也很少。然而,对于当代中国父母来说,祖母的资格往往超越基于血统的偏见,成为父母素质的主要考虑因素。
谁相处?
祖母参与育儿意味着父母需要每天与祖母互动合作,很多情况下需要与祖母一起参与核心问题的决策。因此,父母强调让一个能和他们保持良好关系的祖母参与育儿的重要性,以减少冲突和不和。父母已经指出,婆媳矛盾比婆媳矛盾更为普遍。
首先,父系传统导致婆媳冲突的文化隐喻,使得婆媳关系似乎比没有文化隐喻的婆媳关系更令人担忧。另外,家长制和家长制偏见使得婆婆比媳妇更有权力,但并不意味着婆婆就应该比女婿更有权力。所以晚辈的权力上升,老一辈的权力下降,使得婆媳关系不像婆媳关系那么痛苦。最后,因为男性可以在家庭之外行使更多的权力,所以他们通常不会期望高度参与家庭事务,女婿也不太可能与婆婆争夺权力。
避免婆媳矛盾是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更愿意让奶奶帮着养孩子的原因。“我不让公婆过来帮我带孩子。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婆媳关系很微妙。”
另一位妈妈解释说:“我觉得带孩子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很多家庭矛盾都是因为婆媳关系处理不好造成的。而且我们刚结婚,怀孕生子,所以我还没做。还没想过怎么适应和处理婆媳关系。(如果)突然有个孩子夹在中间,我觉得可能会有矛盾。”这种叙事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担忧,即从丈夫的居住地到婚后分居的变化,使得婆媳在开始共同抚养孩子之前很少能达成共识,发展有效的沟通技巧。
相比之下,母女之间的凝聚力和团结会让冲突谈判过程更容易。一位母亲解释说:“如果有什么事,我会告诉妈妈。我妈一般说你这样。我一般没有什么意见。即使有意见和争论,她也不会在意,但跟婆婆在一起,就不一样了。我肯定会生气的。”
父亲之所以更喜欢奶奶带,是想避免母亲和妻子之间的不和谐。“她妈妈来带的另一个好处是和他们相处没有问题,”一位父亲在谈到让奶奶带孩子的好处时说。“如果我妈来带,我相处不好还是会头疼。”因为没有必要在妻子和婆婆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让奶奶带孩子是很多父亲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结论
这些发现表明,在中国的城市家庭中,选择奶奶来抚养孩子并不是最后的选择,因为奶奶不能像很多研究者认为的那样参与。事实上,作者发现奶奶的育儿参与似乎并不被认为是必要的,甚至不是首选。相反,父母对奶奶育儿的安排是基于对资源和需求的实际考虑而做出的有意识的选择。
同时,奶奶育儿的兴起也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首先,越来越多的祖母抚养孩子,这与祖父母对儿子儿媳的权力下降有关。丈夫居所的减少,父辈权威的下降,让年轻夫妇有了权力和灵活性,可以做出涉及奶奶或姥姥的育儿安排。从参与调查的父母(而非祖母)有权决定哪些祖母参与与否来看,年轻人的力量明显强于老年人。它表现出一种倒置的代际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权力关系和家庭资源过去不对称地偏向老一辈,但现在却向下转移到年轻一代。现在的年轻人往往选择与能够提供资源、与年轻人保持良好关系的长辈保持或加强联系,无论他们来自哪个父母。在这种情况下,让奶奶更多地参与育儿以避免代际冲突的做法,可以看作是家庭为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满足自身需求而采取的适应性(务实)策略。
其次,祖母参与育儿活动的增加也与中国日益增长的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观念密切相关。以孩子为中心的育儿理念,在选择照顾者时要求的是“资质”而不是“血统”,强调两个家庭整合资源对孩子进行投资。父母没有将祖父母的育儿方式描述为一种负担得起、简单方便的护理方式,而是将其概念化为一种比保姆护理或日托更安全、更受教育和更值得信任的育儿选择。
第三,研究中的父母并没有简单地把他们的孩子托付给最方便或“容易接近”的祖母。虽然父母确实谈到了“谁能接受”作为选择标准,但他们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可用性和便利性可以提高育儿质量。例如,父母对祖母地理邻近的偏好可以促进亲子互动,维持亲子关系。同样,父母认为没有必要为了专心照顾孩子而去工作照顾其他孩子的奶奶。
最后,奶奶育儿的兴起揭示了代际互动中性别关系的变化和女性在原生家庭中的赋权。本研究强调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代际交换中父亲偏好下降的巨大影响。这个城市的独生子女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育儿支持投资。然而,前几代祖母经常不得不在照顾儿子和女儿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然而,由于他们对父系的偏好,他们往往照顾儿子的孩子,而不是女儿的孩子。这项研究表明,只有女儿的祖母不仅有空,而且有很大的动力支持唯一的女儿抚养孩子——提供托儿服务,作为继续支持女儿生活和职业发展的一种方式,并通过照顾唯一的孙子孙女与她们建立密切的代际关系。
【/s2/】(作者张聪,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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